没有人会拥抱一副骨架，除非他是你的老师

一个戴着眼镜的中年男人，站在一副人体骨架前。看了一会儿之后，他走上前，突然伸出双手抱住了它，随后低下头，哭得像个孩子。

这原本应该是一幅有些令人不安的画面，但如果知道这副骨架属于谁，就很难再觉得恐惧。

因为他抱着的，是自己的老师——张金哲。

很多中国人可能没有听过这个名字。但如果一个孩子因为阑尾炎、肠梗阻、先天畸形或者肿瘤走进儿童医院，最后被送进一个叫作“小儿外科”的科室，那么张金哲就是一个值得被记住的人。

因为在他年轻的时候，中国几乎还没有真正的小儿外科。

孩子不是缩小版的成年人

今天，一个孩子需要做手术，父母会很自然地想到儿童医院和小儿外科。但在几十年前，这并不是理所当然的事情。

当时中国缺乏独立、成熟的小儿外科体系，需要手术的孩子常常只能进入成人外科。但儿童并不是缩小版的成年人，尤其是新生儿和婴幼儿。他们的血容量更少，更容易失温，对麻醉、失血和感染更加敏感。成年人能够承受的手术创伤，对一个只有几公斤重的婴儿来说可能就是生死之别。

手术本身成功了，孩子仍然可能死于麻醉、感染、休克或者术后并发症。

所以在中国小儿外科刚刚起步的时候，医生首先要解决的甚至不是如何把手术做得更加精细，而是一个更加基本的问题：怎样让孩子活着走下手术台。

张金哲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始了自己的工作。

1920年，他出生于天津。1950年，30岁的张金哲开始创建小儿外科。1955年北京儿童医院成立后，他来到这里工作，并逐渐建立和发展儿童外科体系。

那个年代，没有成熟的儿童麻醉体系，没有足够适合儿童的手术器械，没有今天习以为常的新生儿重症监护，甚至连许多疾病应该怎样进行儿童外科治疗，都缺乏可以直接借鉴的经验。

没有现成的办法，就只能自己寻找办法。

张金哲研究儿童麻醉，改进手术方法，也自己琢磨手术器械。他甚至在家里设置了一个小工作间，用来制作和改进各种工具。

后来，中国小儿外科出现了一些以他的姓氏命名的器械和技术：“张氏钳”“张氏膜”和“张氏瓣”。

一把钳子背后的意义

“张氏钳”的一个重要应用，是新生儿先天性巨结肠等疾病的手术。

先天性巨结肠是一种严重的先天性疾病。患儿的一部分肠道缺乏正常的神经节细胞，导致肠内容物无法正常通过，严重时可能出现肠梗阻、感染甚至死亡。

在当时的医疗条件下，这类疾病的治疗往往需要分阶段进行。对于一个刚刚出生不久的孩子来说，每增加一次手术，就意味着重新经历麻醉、创伤、感染和其他并发症的风险。

张金哲不断改进手术方式和器械，设计专门的手术钳，推动一些过去需要分期进行的治疗向更简化的方式发展。其意义并不只是“少做了一次手术”，而是减少了患儿反复接受手术所承担的风险和痛苦。

“张氏膜”和“张氏瓣”等创新则被用于胆道外科。

胆道手术面临的一个难题，是重建胆汁排出通道以后，肠道内容物可能发生反流，从而引起感染等新的并发症。张金哲针对这些问题设计和改进相应的结构与术式，希望在保证胆汁正常排出的同时减少术后反流。

这些技术和器械后来不仅在国内得到应用，也受到国际小儿外科同行的关注。尤其对于医疗资源有限的地区而言，一些不依赖昂贵大型设备、但能够解决实际临床问题的方法具有特殊价值。

这也是张金哲那一代医生工作方式的一个缩影。他们面对的往往不是“世界上最先进的设备是什么”，而是“在现在的条件下，我怎样才能把这个孩子救下来”。

比自己会做手术更重要的事

张金哲很快还面对另一个问题：一个国家只有少数几个会给儿童做手术的医生远远不够。

一个医生一天能够完成的手术数量是有限的，但中国有数量庞大的儿童。因此，建立一个专业真正重要的事情不仅是自己会做手术，还要培养下一代医生，并形成可以传承的诊疗体系。

张金哲开始大量培养小儿外科医生。学生成为医生以后，再培养下一代学生。与此同时，小儿外科内部也逐渐出现更加细致的专业分工，包括新生儿外科、普通外科、泌尿外科、骨科、肿瘤外科、急症以及儿童麻醉等方向。

于是，一个原本在中国几乎不存在的医学专业逐渐建立起来。

从这个角度看，张金哲真正留下的并不是某一台著名的手术，也不仅是几件以他名字命名的器械，而是一整套能够继续运转的体系：医生、技术、经验、科室、教学和人才培养。

一个优秀的医生可以救很多人，而建立一个专业，可以让后来无数自己从未见过的患者得到治疗。

“行医是爱的艺术”

张金哲做了一辈子外科，却曾经用一句很温和的话概括医学：“行医是爱的艺术。”

外科可能是医学中最强调技术精确性的专业之一。切口在哪里，血管怎样处理，组织怎样缝合，每一步都必须准确。但张金哲面对的患者有一个特殊之处——他们是孩子。

成年人知道医生为什么要给自己打针、开刀，一个三岁的孩子并不知道。他只知道眼前这个穿白大褂的陌生人可能会让自己疼。

因此张金哲给孩子检查身体的时候，会注意一些看起来与高深医学无关的小事情。天气冷的时候，他会先把手搓热，再去触碰孩子；孩子害怕医生，他会想办法逗他们，有时候还会给孩子变魔术。

这些细节不会让一台手术在技术上更加先进，却会让一个害怕的孩子更容易接受医生。

对于一个小儿外科医生而言，这同样属于医学的一部分。

从中国小儿外科走向国际

随着中国小儿外科逐渐发展，张金哲也成为国际小儿外科领域具有影响力的医生。

1997年，77岁的张金哲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

2000年，80岁的他获得 Denis Browne Gold Medal（丹尼斯·布朗金奖）。这是国际小儿外科领域极具声望的荣誉之一，以现代小儿外科重要先驱 Denis Browne 的名字命名。

从1950年开始创建小儿外科算起，那时候张金哲已经在这个领域工作了整整半个世纪。

但他并没有因为年龄和荣誉离开临床。

到了94岁的时候，张金哲仍然坚持出门诊。

这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。

一个出生于1920年的医生，晚年坐在一座现代化儿童医院的诊室里。门外的年轻父母抱着孩子排队，挂小儿外科的号，等待专门的儿童外科医生检查。他们会觉得这一切再正常不过。

但当诊室里的这个老人年轻的时候，这套体系本身都还没有建立起来。

他花了几十年时间参与建设的东西，最终变成了后来人习以为常的东西。

这或许才是一个医学开拓者最重要的成就。

102岁以后，他又成为了老师

2022年12月24日，张金哲去世，享年102岁。

在生命结束以前，他已经决定了自己的身体最终要去哪里。

他选择将遗体捐献给医学事业。

一个教了一辈子学生的人，在去世以后成为了医学教育中的“大体老师”。后来，他的遗骨被制作成骨骼标本，进入首都医科大学的解剖标本陈列厅。

他的学生、北京儿童医院医生韩炜得知消息以后，回去看望自己的老师。

于是出现了文章开头的那一幕。

当韩炜再次见到张金哲的时候，老师依然“站”在他的面前。

只是过去那个站在讲台上给他们讲课、在手术台旁指导他们、做错事情时会严厉批评他们的老师，已经无法再说话了。

师生二人再次见面，却已经无法对话。

对于一个做了几十年医生、见过无数生死的人来说，这个场景依然带来了巨大的冲击。

韩炜走上前，抱住了老师留下的骨骼，忍不住痛哭。

没有人会拥抱一副骨架，除非他是你的老师。

张金哲活着的时候，把自己掌握的医学知识教给学生；去世以后，又把自己的身体留给医学院，让后来的医学生继续学习人体结构。

对于他的学生来说，这也许就是老师给他们上的最后一课。

从6.1%到0.62%

如果把视线从张金哲一个人身上移开，会看到一个更加巨大的变化。

1991年，中国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约为 6.1%。

到2023年，这一数字已经下降到约 0.62%。

同期，中国婴儿死亡率从约 5.02% 下降到 0.45%。

也就是说，仅仅三十多年，中国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下降了接近90%。

当然，这个变化绝不是张金哲一个人的功劳，也不能简单归因于小儿外科的发展。

它背后是整个社会和医学体系共同进步的结果：经济发展、营养改善、清洁饮水、疫苗、抗生素、妇幼保健、产科、新生儿医学、儿科学、小儿外科、重症医学，以及无数医生、护士、科学家和公共卫生工作者几十年的共同努力。

但张金哲的一生，恰好让我们能够从一个具体的人身上，看见这场巨大变化的一部分。

1920年，他出生。1950年，他开始创建小儿外科。此后，他做手术、改进术式、设计器械、建立科室、培养学生。学生成为医生以后，又培养下一代学生。

等到他去世的时候，中国的小儿外科早已不再是一个需要向公众解释“为什么存在”的专业。

今天的父母抱着生病的孩子走进医院，会很自然地寻找儿科医生；需要手术的时候，会很自然地寻找小儿外科。

很少有人会想到，这些今天看起来理所当然的事情，在几十年前并不是理所当然的。

张金哲并没有一个人创造今天中国儿童医疗取得的全部成就。

他只是几代中国医务工作者中的一个人。

但他用了七十多年时间，把自己负责的那一部分向前推进了一段。

最后，他把遗体也留给了医学。

多年以后，一个曾经被他严厉教育过的学生回到母校，再次见到了老师。

只是这一次，老师没有再告诉他应该怎样做。

学生走过去，抱住了他。

老师永远无法再次开口，却依然给他的学生上了最后一节课。